1922年6月，遼興宗的永興陵出土了契丹小字和漢字版的《興宗皇帝哀冊》《仁懿皇后哀冊》，這是契丹文字失傳數(shù)百年之后首次重見天日。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艱苦耕耘，學界共解讀出603個契丹大字單詞和詞組，構(gòu)擬出242個契丹大字的音值，解讀出1681個契丹小字單詞和詞組，構(gòu)擬出219個原字的音值（據(jù)《契丹文字研究類編》）。
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學科（絕學）”第一批名錄，將契丹文字列入其中，予以重點扶植。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宋遼西夏金史研究室主任康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余年來，隨著契丹文資料日漸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成熟，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意識到契丹大、小字石刻對遼史、契丹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在摸索試錯驗證中蹣跚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契丹文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字？它是如何創(chuàng)制的？
康鵬：契丹文是仿照漢字字形創(chuàng)制的一種文字，屬于漢字的派生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形式。遼太祖神冊五年（920），契丹人在漢人的幫助之下，結(jié)合契丹語語言規(guī)律創(chuàng)制契丹大字。此后不久，契丹人受到回鶻文的啟發(fā)，創(chuàng)造了表音性質(zhì)更強的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大約有3000字，兼有表音、表意成分，但表音性質(zhì)較弱。契丹小字是一種表音文字，表音字符大約有400個。西遼被蒙古滅亡以后，契丹文字徹底成為死文字，長久以來無人能識。1922年春，遼興宗的陵墓被盜掘，興宗皇帝、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冊重見天日，學界對契丹文字的解讀工作也由此展開。
《中國社會科學報》：與同一時期的西夏文、女真文相比，契丹文字研究有哪些特點？破解它究竟為何如此艱難？
康鵬：西夏文、女真文和契丹文都是漢字的派生文字，不過，西夏文在字形以及語法規(guī)則上與契丹文、女真文有著較大的區(qū)別。西夏文研究得益于西夏文辭書以及大量西夏文資料的出土，所以西夏文研究者以及研究成果遠遠多于契丹文研究。女真文和契丹文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金朝初年，女真人參照契丹大、小字和漢字創(chuàng)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早期的女真文字不是非常成熟，通常是在漢字文本基礎(chǔ)上轉(zhuǎn)寫成契丹文，然后再通過契丹文譯成女真文。金章宗廢除契丹文字后，才完全改由漢字直接譯成女真文。明朝初年，為了便于同東北的女真人交往，專門編寫了《女真譯語》。由于有女真文字書，加之女真語和滿語的傳承關(guān)系，女真文的釋讀工作較為順利。不過，女真文的史料價值相對不高，主要原因是金代女真文的資料相對偏少。
破解契丹文字最主要的困難是沒有契丹文辭典傳世，西夏文有《蕃漢合適掌中珠》，女真文有《女真譯語》，契丹文什么都沒有，算是白手起家。另外就是缺乏契、漢雙語對譯的文本，絕大多數(shù)契丹文文本和漢文文本都是各自書寫，并不完全對譯，這進一步加大了釋讀難度。即便是契、漢對譯的文本，由于語序、意譯等因素，要想徹底釋讀每一個契丹文字也非常困難。釋讀契丹文字有點類似猜謎，所以有的學者干脆將自己釋讀契丹文字的書籍命名為《謎林問徑》《謎田耕耘》。
契丹文字破解工作經(jīng)過一代代學人不斷地摸索、試錯、驗證，蹣跚前行，有時一個字的釋讀要經(jīng)過反反復復幾十年才最終確定。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還有很多契丹文字至今沒有釋讀，我們既不知道它的音，也不知道它的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早期的《遼陵石刻集錄》，到20世紀80年代的《契丹小字研究》，再到2014年劉鳳翥先生編著的《契丹文字研究類編》，契丹文字研究經(jīng)歷了哪些重要發(fā)展階段？
康鵬：其實這三部著作代表著契丹文字的三個重要發(fā)展階段。第一、二階段反映的是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第三階段反映的是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綜合研究成果。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契丹小字哀冊的發(fā)現(xiàn)、刊布，中國學界對契丹文字展開了研究，代表性人物有羅福成、王靜如和厲鼎煃。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契漢比對法”，就是將契丹小字和相應的漢字進行反復比對，猜測契丹文字的意思。通過這種方法，第一代契丹文字研究者大約猜對了70多個契丹文字的意思。但這一方法存在局限性，一是很難知道契丹文字的語音，知其意而不知其音；二是忽視了契丹語言的語法規(guī)律，契丹文語序和漢文語序并不相同，如果按照漢語的語序直接比對契丹文字，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錯亂的情況。初代學人篳路藍縷的探索，為后續(xù)研究者清掃了諸多障礙。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成果就是金毓黻先生編纂的《遼陵石刻集錄》。
介于第一、二階段中間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果相對較少。中國學者處于沉寂期，日本、蘇聯(lián)的學者相對活躍，如山路廣明、長田夏樹、村山七郎、沙夫庫諾夫等。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為契丹小字擬音，他們共為100多個原字構(gòu)擬了音值，其中大約有40個原字的擬音得到了后續(xù)學者的驗證。
第二個階段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至9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陸續(xù)推出重磅研究成果，轟動國際學界。這一時期標志性的事件是契丹文字研究小組的成立。1975年9月10日，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內(nèi)蒙古大學達成合作協(xié)議，組建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成員包括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復禮五位先生。小組成員在阿爾泰語言學、歷史學、漢語音韻學等方面各有所長，通力合作，突破了學科壁壘，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小組以漢語借詞為重要突破口，為140多個原字構(gòu)擬了較為準確的讀音，通過與蒙古語等親屬語言的對比，總結(jié)出契丹文字的構(gòu)詞規(guī)律、語法規(guī)律，最終釋讀出400多個契丹文字的語義。小組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國學者在契丹語研究中的國際地位。這一時期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契丹小字研究》，直到今天，我們的研究大體上仍然是沿用《契丹小字研究》倡導的方法和思路。
第三個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契丹文字研究進入契丹大、小字綜合研究的新階段，研究隊伍不斷壯大。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契丹大字的釋讀取得了較大進展。由于人們對于契丹文字的認知有限，一度將契丹大字《故太師銘石記》是認作贗品，導致這方重要墓志的原石和拓本下落不明。契丹大字《蕭孝忠墓志》出土之后，人們才意識到《故太師銘石記》記載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契丹文字，并逐漸區(qū)分開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1996年，劉鳳翥先生發(fā)表《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讀》，將契丹大字研究提升到擬音與釋義相結(jié)合的階段。2004年，劉鳳翥先生通過比對《耶律昌允墓志》中的官銜，破譯了諸多契丹大字，并為189個契丹大字構(gòu)擬了音值，契丹大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些研究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契丹文字研究類編》一書中。
《契丹文字研究類編》是第一部將契丹大、小字匯于一身的專著，不僅有契丹大、小字碑刻的高清圖錄，還有相應的錄文、釋文以及具有詞典性質(zhì)的語音、語義集釋?？梢哉f《契丹文字研究類編》是契丹文字研究史上第三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是契丹文字研究繼往開來的經(jīng)典之作。
形成契丹文研究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劉鳳翥先生利用契丹小字中的漢語借詞嘗試解讀契丹文，使契丹小字的釋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契丹文釋讀的方法包括哪些？
康鵬：契丹小字釋讀最初是通過人名、地名、官名等漢語借詞，將這些詞匯的中古語音與契丹小字相對比，釋讀出了契丹小字的音和義，這是契丹文字釋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劉鳳翥先生就通過這種方法研究契、漢對譯的《郎君行記》，從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學界還通過漢文文獻中記錄的契丹語資料以及契丹語親屬語言，釋讀契丹語固有詞匯并總結(jié)出一些語音、語法規(guī)律。在此基礎(chǔ)上，學界又采用以已知求未知的思路，推求未知契丹文字的語音、語義和語法。
契丹大字的釋讀方法和契丹小字大致相同，最初的突破口也是通過漢語借詞。由于契丹小字釋讀率較高，學界還會采用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對比的方法，通過已經(jīng)釋讀的契丹小字推導契丹大字的音、義。另外，由于契丹大字和女真大字在字形上有相似之處，學界偶爾也會通過女真字推導一些契丹大字的音、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契丹文分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二者有何區(qū)別？當前兩種契丹文字文獻收藏與解讀研究情況如何？
康鵬：契丹大字是一種音節(jié)和音素混合的文字，每一個契丹大字都是獨立的方塊字，在字形上更接近漢字。有些契丹大字直接借用漢字的形、音、義，如皇帝、太后、公主等；有些則借用漢字的形、義，如一、二、五、十等；有些僅僅借用漢字字形，如仁、住、地、田、有等等；還有一些則是改造漢字字形，如
等。
契丹小字則是一種表音文字，學界一般將契丹小字的表音字符稱作原字。每個契丹字由1—7個原字組成，由1個原字單獨成字的為“單體字”，由2—7個原字拼合而成的為“合成字”。合成字按照由上而下、先左后右的順序兩兩排列，由3、5、7個原字構(gòu)成的合成字，末字居于中間的位置。例如：
等?？傮w而言，契丹小字進一步減少漢字、契丹大字筆畫，拼音化更強，是一種音節(jié)拼音文字。目前我們已知有400多個契丹小字原字，這400多個原字拼寫成一萬字左右的契丹語詞。
契丹文文獻主要是石刻資料，目前契丹大、小字石刻加起來還不到一百方，館藏地集中在內(nèi)蒙古和遼寧兩地。另外，俄羅斯科學院還藏有一個契丹大字手抄本，根據(jù)扎伊采夫研究，這個抄本很可能是遼興宗重熙年間編寫的實錄。這說明契丹人已開始用本族文字書寫本族歷史。以往我們認為遼朝史書都是用漢字書寫的，這個抄本顛覆了傳統(tǒng)認知。目前學界對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較為成熟，釋讀率相對較高。契丹大字釋讀難度相對較大，釋讀率也偏低。
《中國社會科學報》：雖然契丹小字已經(jīng)不再使用，但它仍然是研究遼代歷史、文化和語言的重要資料之一。您為何想做一部《契丹小字詞匯索引》這樣的工具書？
康鵬：2004年，劉鳳翥先生在北京大學上完契丹文字課程后，劉浦江老師和我商議編纂一部契丹文工具書的事情，這和當時契丹語文學界已取得較大進展，同時史學界又不了解契丹語文研究成果有直接關(guān)系。
契丹語文學是阿爾泰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民族歷史資料。但是長久以來國內(nèi)外學界一直缺乏一部便于使用的契丹文工具書。這直接導致國內(nèi)外的遼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資料，造成遼金史學界與民族語文學界彼此十分隔膜的局面，當時有不少遼金史學者認為民族語文資料對于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沒有太大用處。實際上遼史、契丹史的諸多重要問題只有通過契丹語文才能夠闡明、解決。
有鑒于此，劉老師和我希望通過對當時已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資料以及國內(nèi)外相關(guān)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整理，編纂出一部內(nèi)容完備且便于檢索的工具書，一方面有助于改善民族語文學家解讀契丹文字的困難局面，另一方面也將為歷史學家利用契丹文字資料提供一座津梁。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國內(nèi)學界還對契丹文進行了哪些方面的研究？有何特色？
康鵬：內(nèi)蒙古大學以吳英喆老師為首的契丹文字研究團隊人數(shù)眾多，他們的特色在于阿爾泰語言學方面，由于他們的母語是蒙古語，語感非常好，對于契丹文的語法以及固有詞匯的釋讀獨具特色。另外，河北大學傅林老師精通漢語音韻學，所以會通過漢語語音進行契丹語言文字研究，同時他也會通過契丹文記錄的語音研究遼代的漢語。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唐均老師精通多種語言文字，他會通過多種語言的對比來研究契丹語言文字。我和復旦大學的陳曉偉老師都是劉鳳翥先生的學生，我們比較善于通過契丹文字解決歷史問題。此外，吉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也有專家致力于契丹文研究。
發(fā)掘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研究契丹文字對于深入研究遼金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shù)意義。您認為應該如何利用契丹語文資料解讀當時的重大歷史問題？
康鵬：就契丹文字資料對遼史、契丹史研究的潛在價值來衡量，如果能對它們加以充分發(fā)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應當不亞于甲骨文之于殷商史、突厥語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語文之于蒙元史。
目前契丹語文學界主要著力于契丹文字的釋讀工作，對于歷史問題關(guān)注較少。史學界則逐漸意識到契丹文對于遼史、契丹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學界關(guān)于契丹皇族、后族世系的梳理，對于遼朝雙國號制度的精彩論述，對于契丹人名字中的父子連名制現(xiàn)象的揭示，對于契丹人耶律氏、蕭氏構(gòu)成的解釋皆得益于契丹文字。實際上，契丹文的史學價值還遠遠沒有被發(fā)掘出來，契丹文對于破解遼朝的政治文化、官僚制度、部族制度等問題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就需要我們將契丹文中的相關(guān)資料匯集起來，與漢文等文獻相比對，總結(jié)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契丹文研究是否面臨一些問題？學界對契丹文研究是否存在一些爭議？
康鵬：當前契丹文字研究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就是研究方法或研究思路上缺乏重大突破，釋讀率沒有大幅度提升。比如新出現(xiàn)了一個契丹文字資料，我們能夠釋讀的差不多就是原先我們能夠釋讀的那些文字，新釋讀的文字不會太多。這就說明我們在方法上、思路上進入了瓶頸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guān)于契丹文字的真?zhèn)螁栴}，由于盜墓、造假盛行，很多墓志來源不明，如何判斷墓志的真?zhèn)?，學界存在較大的爭議，極大地干擾了正常的學術(shù)研究。
現(xiàn)在契丹文破解的難點在于契丹語的固有詞匯，這就需要和蒙古語等親屬語言進行比對，再經(jīng)過反復的辯駁、驗證，才有可能接近真相。
《中國社會科學報》：劉鳳翥先生畢生致力于契丹文研究，被國內(nèi)外同行譽為“契丹文字的首席學術(shù)權(quán)威”。您從師劉老多年，得到了哪些傳承？
康鵬：2004年，我的導師劉浦江教授邀請劉鳳翥先生到北京大學開設“契丹文字研究”課程，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學習契丹文字，并對契丹文字產(chǎn)生興趣。如果從那個時候算起，我?guī)煆膭ⅧP翥先生已經(jīng)有20年了。2008年，在劉鳳翥先生的熱情幫助下，我得以到院歷史研究所（2019年更名為“古代史研究所”）工作。
我入職后不久，劉先生就讓我去他的家里談話。他用挖井的故事作比喻，教導我做學術(shù)研究必須專心致志，選定一個方向，長久地堅持下去，不要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如果不堅持，經(jīng)常轉(zhuǎn)換方向，將永遠挖不成井，見不到水。劉先生在認準契丹文字的研究方向后，幾十年如一日，琢磨、研究契丹文字，時刻關(guān)注契丹文字的最新動態(tài)。每當有新的墓志出土，劉先生都會攜帶拓碑工具，親自拓制精良的契丹文字拓本。劉先生今年已有九十高齡，仍然堅持科研，常常工作到凌晨。劉先生專心致志的治學精神，是最值得我學習、傳承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傳承“絕學”，培養(yǎng)后續(xù)人才是關(guān)鍵。您認為應如何加強如契丹文這樣的“冷門絕學”的人才培養(yǎng)？
康鵬：破解契丹文至少需要阿爾泰語言學、漢語音韻學、歷史學三個學科的知識。培養(yǎng)一個優(yōu)秀的契丹語文人才，比較理想的情況是，選擇母語是蒙古語的學生，同時這個學生的漢語也很好，讓其系統(tǒng)學習上面三個學科的知識，再學習、研究契丹文字。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一定會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不過，這樣的培養(yǎng)方式，投入時間長，產(chǎn)出慢，是實實在在的冷門。按照今天大多數(shù)人的看法，是一個得不償失的行為。希望在未來能夠物色到合適的、有志于契丹文研究的人才。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背景下，您有沒有想過能夠利用AI進行契丹文研究？
康鵬：利用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研究契丹文字應該是下一階段的研究方向。目前契丹文字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進入了瓶頸期，基本上是對個別字詞的釋讀。如果將來有大的突破，應該就是AI技術(shù)的應用。
比如之前提到的被誤認為贗品的契丹大字《故太師銘石記》，現(xiàn)在我們只有一張非常模糊的拓本照片，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肯定會復原出一張高清文本。再比如契丹大字遼太祖紀功碑有上千塊殘片，綴合難度非常大，如果利用AI技術(shù)，效率肯定會大大提高，也會更為精準。
這些還僅僅是基礎(chǔ)性的研究，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完整的語料庫、文本庫和史料庫，以此為基礎(chǔ)，用AI技術(shù)進行契丹語言文字研究，必定會取得重大突破。我認為這應當是下一階段契丹文字研究的一個重要發(fā)展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發(fā)掘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進一步推動契丹文學科發(fā)展，您還有哪些建議？
康鵬：以前的契丹文研究通過漢語借詞的比對，取得了較大的突破，現(xiàn)在的重點則是對于契丹語固有詞的解讀，學界主要是借助蒙古語、達斡爾語等親屬語言，嘗試解讀一些契丹語詞。我們現(xiàn)在需要建立一個包括蒙古語、突厥語、回鶻語等在內(nèi)的北方民族語言語料庫，這絕非一人之力能夠做成的，需要團隊的力量。在我看來，我們院是有建設語料庫實力的。如果這個語料庫能夠建成，供學界共享共用，對于破解契丹語文必將大有裨益。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契丹文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因為組建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通過團隊的力量取得了飛躍。今天，契丹文字研究要想取得重大突破，依然需要集體的力量。在傳統(tǒng)的語言學、歷史學之外還要加上科學技術(shù)，不同學科的人才組建成研究團隊，共同破解契丹文字。如果我們院能夠組成這樣的團隊，我們的契丹文字研究將再次引領(lǐng)契丹文研究的方向。
